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率领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漫漫征途。从华中去延安的路上，刘少奇率领随行人员，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相继突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设置的103道封锁线，并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视察了沿途各抗日根据地，听取了工作汇报，进行了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的指导。经过一年的跋涉，刘少奇终于胜利到达延安，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刘少奇（左三）在西朱范村

踏上回延安的征途

　　1939年9月，刘少奇奉中共中央指示，由延安出发，奔赴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各部队驻地指导工作。他领导华中人民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动身时望带一部电台，何时可以动身盼告。”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电报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这样，刘少奇回延安之事便提上了日程。

　　3月19日，刘少奇带领华中赴延安的100多名干部，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回延安的征途。

　　刘少奇化装成老板，警卫班战士多化装成跟班、马夫，沿途由各根据地派武装和向导一站接一站护送。一路上，刘少奇对每个护送人员或向导，都给予极大的尊重和信任，同时要求随行人员：“护送我们的同志，他们既了解情况，又和当地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决定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才做出的。我们只有听从他们的安排，要我们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

　　3月底，刘少奇等安全通过了陇海铁路，进入了鲁南抗日根据地。9月上旬，刘少奇等到达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来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的涉县赤岸村，之后刘少奇赶到70多里外的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晋东南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见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兼北方局书记彭德怀，并一起研究了冀中反“扫荡”等工作，还听取了冀中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帮助总结群众创造的地道战的经验。

　　10月19日，刘少奇一行夜过白晋路封锁线，继续向太岳山区西行。这里山峦起伏，他们翻山越岭，经过紧张的跋涉，到达了太岳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晋东南沁源县的阎寨村。这时，正值日军对太岳地区的抗日军民发动所谓“秋季作战”，妄图从东面和北面合击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部。因此，刘少奇到后只休息了片刻，便随着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军区紧急转移，活跃于崇山峻岭之间，指导反“扫荡”的斗争。

“无论遇到了什么意外，从未见他着急过，忧愁过”

　　11月下旬，中共晋西南工委接过了护送刘少奇到晋绥的任务。中共平介县委专门召开会议精心谋划，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部署，确保万无一失。此次护送任务由洪赵护卫队具体负责，并由平遥游击队辅助。从晋东南的太岳区到晋西北的晋绥区，中间要穿过150里的晋中大平原，需要通过平遥、祁县、文水和汾阳之间星罗棋布的敌据点；要穿过敌人数十座戒备森严的碉堡；要越过敌人几道互相交织的军用公路和封锁沟。日伪军在此地区建立层层防线，处处设置据点，实行外线包围、内线分割，并沿着同蒲铁路、汾河和太原至汾阳公路的两侧，设置了三道异常复杂的封锁线，甚至沿太岳区和晋西北根据地，敌人也分别筑有一条深而宽的封锁沟，企图以此割断陕北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割断晋东南和晋西北两大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同时，在太（原）汾（阳）公路上，还有不断往来巡逻的敌军摩托队，因此要通过晋中平原敌占区是相当艰难的。加之时值晚秋，庄稼已经收割完毕，没有青纱帐了，隐蔽比较困难，只能夜间赶路，但一夜又走不过去，必须在敌占区停留一天……

　　中共平介县委书记成克向刘少奇和晋西南工委领导汇报了县委的部署。据随行同志回忆，刘少奇“无论遇到了什么意外，从未见他着急过，忧愁过”。当他了解到该地区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觉悟，随即和晋西南工委领导研究，决定停止部队护送，改由群众掩护通过。

　　刘少奇仍装扮成商人，化名许行仁。11月下旬，成克率领护卫队在出发前再次把情报站、交通站、宿营地的工作，做了进一步的检查与布置，并在同蒲铁路线和汾河渡口，设置了武装交通队，秘密游击小组，和地下党员等候接应。各据点附近都安插了群众武装监视敌人。一旦敌人出发，以点火为信，鸣枪为号。交通线各村都设有岗哨和情报员，负责联络工作。为了缩短行军时间，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还准备了自行车，组成“车子队”。

　　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后，刘少奇一行在护送队的保护下，离开涧崖底村向晋中前进。这一路要越过敌人三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平遥城封锁线，敌人在平遥城上修筑明碉暗堡，在城外重要村镇和交通要道设有据点和关卡，防守戒备森严。晋西南工委领导率部队送了一段路后和刘少奇等分手，并有意地和敌人接触，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平介县委组织的武工队员和刘少奇的警卫员乘着朦胧夜色，护送刘少奇躲开敌人的巡逻队，于当天深夜越过同蒲铁路，并很快与平川接应人员取得了联系，随即到达要通过的第二道封锁线，即文水县徐家镇的汾河渡口。这个渡口不大，是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交通点。敌人早已注意到这个渡口，一到黑夜就把船只拉走或打伏击。这时正是反敌人“秋征”斗争的紧张时期，党组织秘密发动群众，在刘少奇一行通过的前一天，想尽一切办法拖延送粮。等到刘少奇等人通过的这一天，便组织河西群众送粮。从白天敷衍到晚上，敌人见晚上还有人运送，也就信以为真了。这样，不仅得到了船只，还有群众的掩护。当天夜里，“车子队”一到渡口，就飞速地趁夜用两条船分六次飞速渡过了急湍的汾河，随后安全到达平遥仁庄。

夜过太汾公路

　　到达仁庄后，横在刘少奇与晋绥根据地之间的障碍只剩下最后一道封锁线——太（原）汾（阳）公路。这条封锁线也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区域，有不断往来巡逻的敌军摩托队和深而宽的封锁沟。早在10月，晋绥军区司令部就给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七团政委杨秀山发了绝密电报，要求他率领第七团的一个部和七一六团的第一营，到太原至汾阳的公路上迎接胡服同志回延安。接应地点设在苏家堡的一处古庙，此处离太原城较近，且这一带敌强我弱，情况十分复杂。为了避免暴露，原计划大部队在太汾公路附近的崖头村待命，由杨秀山等率领小部分人马到约定地点等候。然而侦察员很快发现：上贤村一带有敌人活动，情况不明！那里距接应地点只有不到5里的距离。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一行决定原路返回仁庄，重新做安排：“第一，不乘不骑，缩小夜间行军目标；第二，不走大路，顺着地垄、河畔绕行，防止敌人截路伏击；第三，轻装前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使敌人摸不着头脑，60多里山坡路，一起奔袭通过。”

　　杨秀山调用八分区一部分部队到东社、文水等据点附近活动，以迷惑和钳制敌人，其他部队在西马村等候。刘少奇一行人天黑后从平遥仁庄出发，按既定安排一路疾行，顺利通过了太汾公路。

　　穿越太汾公路后，翻过丘陵山岗，前面的交通员与晋西北迎接刘少奇的部队侦察员联络上了，并告诉大家：下一段路程会进入晋绥军区，接送工作由晋绥军区负责。大家听后都很高兴——经过多日的努力，终于摆脱了日军。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安全到达延安。这一路途经山东、冀鲁豫、冀中、晋绥，历时9个月，穿越了敌人103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后，刘少奇总结这次远征时，曾幽默地说：“我们也等于进行了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大家吃尽了千辛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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